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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ultz的《攝影與人體》

2006/12/18
John Pultz的《攝影與人體》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早已充斥著成千上萬的照片及影像,其中人體的視覺表現更是常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呈現出不同的意涵。攝影如何表現人體?我們該如何解讀這些人體攝影所透露的意義?該如何重估這些攝影所表達的企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細緻的討論。
    一般的攝影理論或攝影評論,總是將攝影的本質視為「真實的、機械的、視覺的一門統一的學科」;然而,本書則視攝影自發明至今,已有了相當多元的實踐表現。因此,這本攝影論文是根植於後現代理論的脈絡下在談攝影與人體間的關係,這些理論牽涉到:馬克思主義、傅科、葛蘭西、佛洛依德及拉康的心理分析等,所引用的方法也廣涉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及藝術史。作者追隨傅科、葛蘭西等人的論述,相信攝影不是天真無邪或客觀的工具,而應是具意識型態的社會控制手段。我們在閱讀時須特別注意這些相關概念及關鍵詞:如種族、性別、階級、權力...等等。以下將對各章內容作簡短摘要。
    第一章主要論述在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及科學主義脈絡下,人體攝影表現出與權力機制和社會控制相結合的特徵。作者並使用了大量的民族誌及監視用途的照片予以論證說明。第二章則加入了性別(gender)這個分析概念,討論人體與攝影在攝者與被攝者間的性別權力關係,在1850至1918年之中,雖色情主義似成主流,但是也出現過具主體性的女性影像。
    第三章標題為1900~1940年:異性戀與現代主義,其中討論到美國現代派攝影家,他們以直接(straight)的表現方式,在攝影風格中是一大轉變,而歐洲的超現實攝影又是另一轉變,突顯了後現代的解構特徵。第四章主要內容為1930~1960年社會中的人體,這段期間因為受到經濟大恐慌、二次大戰與冷戰的影響,人體在階級、種族、國家與性別的框架中被表現出來。
    第五章則拆解越戰期間攝影分別與政治騷動和社會動亂間的複雜糾葛,另外攝影也捕捉到社會變遷中的文化徵候。第六章則總結1975年至今的攝影,已轉向全面的後現代多元文化現象。
    攝影作為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並形構了人們對人體的想像,而這本書正是清楚的告訴我們人體與攝影之間的意涵與關聯。類似這樣的攝影理論或攝影史的中文書特別少,對台灣的攝影創作者來說,也頗缺乏從別的領域(例如社會學、歷史等面向)看攝影的思考角度。我認為從<攝影與人體>書中除了可充實台灣的攝影史背景知識,更可以獲得相當多的啟發,豐富攝影創作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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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政治與批判的人體攝影論述/郭力昕(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講師)
 
  無論西方或非西方的攝影實踐,對人體這個主題的最大宗創作方向,長久以來總被窄化為女體攝影,或者其實只簡化為對年輕姣好之女性裸體的影像。無論保守方向的藝術攝影,業餘/沙龍攝影的人體攝影概念,或者大眾媒介、廣告影像裡對人體/女體的呈現或使用方式,改變似乎不大。當西方過去幾十年來,在人體攝影的題目上,有著大幅度且多元的進步實踐時,華人世界的攝影創作,仍相對地單調、停滯。消費性、業餘性的女體模特兒影像,在過去以來的台灣,和目前仍樂此不疲的中國大陸,仍是一種主導性的人體攝影操作。
John Pultz的《攝影與人體》,從理論與政治的向度,介紹了人體攝影論述在西方的多元實踐進程。這本書讓我們瞭解,當攝影裡的人體,被去脈絡地簡化為裸體或單純生理上的存在,而從政治與歷史時空意義中抽離時,那個去脈絡、去政治性的(女性)身體,其實依然有著「政治」效果:它是一個被主流價值或男性文化定義、規範的身體,並且這樣的影像,繼續牢牢地鞏固著此種僵滯的性別政治。因此,作者開宗明義的定位此書檢視人體攝影的角度:只要攝影呈現人體,就是在呈現一種權力關係,就有政治。
  西方世界的攝影論述者,無論以影像或文字,勤於對身體進行思考與反省的原因,可能源於他們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即勇於注視「人」在宗教與世界中的位置和意義。這樣的內觀與省思,延伸至西方攝影藝術家在現代化的過程裡,深刻思考、陳述身體在工業化文明、消費社會、與男性文化霸權等各種語境下的位置,或處境。當西方社會裡的家庭意義漸次崩解,或身體在工作中異化、工具化,或人屈從、被收編於消費文化的巨大網絡裡,孤獨、斷裂的身體與人,要如何抵抗,如何救贖,在在逼著西方攝影藝術家思索。新的哲學思考與身體政治會從這裡發生,新的攝影藝術語彙,也會從這樣的問題意識中發芽。
  華人文化的傳統內涵,比較沒有反省「人」看待自己在上帝前或世界中之位置的面向,而較多的是人在社會中對應的各種倫理關係。我們總是做為某個(家庭、宗族、國族)群體成員而存在著,而非個人意義的存在;對於思索個別身體的政治意義,遂缺乏動機與意願。人們似乎寧可集體地、渾然無機地活著。但是,長期深受西方現代性洗禮、以及西方大眾文化裡對身體意識之各種衝擊的東方或華人社會,使我們的身體,其實早已經是個又中又西(或不中不西)的混雜體了。這個雜亂流動、尚在發展形塑之中的身體,可以是相當有趣、充滿可能性的,但是恐怕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迴避對它必須要展開的直接面對、思索、與陳述。既然當代華人的身體裡,已經早有(可能很大比重的)「西方」的成分,Pultz的這本書,就有了相當的參考價值。
  《攝影與人體》的理論架構,是循傅科(Michel Foucault)的社會建構論與權力/知識論,做為核心路徑,展開對西方人體攝影的批判性閱讀。傅科強調,啟蒙思想和實證主義的理念,被包括攝影在內的言說形式承續、發揚,並進而以攝影「客觀、理性」的觀看與提供的知識/資料,當做正當化其社會控制權力的有效工具。這個理論被傅科派攝影理論家塔格(John Tagg)進一步展開論述,系統的研究了西歐與北美自十九世紀以來,在商業、司法、政府、與社工等各方面利用攝影再現,對人與身體所進行的監控和規訓(可參考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這個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路徑,使此書所介紹的人體攝影,不同於一般西方主流攝影史對人體攝影「經典」的選擇角度,讓讀者得以接觸一些較少被認識的、多元並陳的影像材料。
  女性主義觀點的身體影像言說,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性別論述、心理分析等),當然也是此書另一個明確的政治方向。一九七○年代以降的幾位主要西方女性主義攝影家,如史賓塞(Jo Spence)、雪曼(Cindy Sherman)、克魯格(Barbara Kruger)、戈丁(Nan Goldin)等,在書中皆有一定的著墨。她們的攝影作品揭示了,女性如何可以動人地陳述自己的身體,將它做為性別政治堅定有力的論爭戰場,與訴說女性情慾、日常生活、消費文化、生命困境的展演媒介。她們為自己的主體意義而展演,而非為男性的凝視慾望。與此同時的某些男同志影像,與男性身體的重新注視,也有提及。不過,女同志和酷兒的攝影實踐則在此書中缺席,就一份出版於1995年的書寫,這是一個比較遺憾的缺失。
  作者以編年的方式,對西方人體攝影實踐,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末,概分為六個歷史時段,依序進行介紹。這樣的分法,有助於對不同之人體攝影創作發生之先後次序、以及同時期內不同之人體攝影方向或理念的對照瞭解。另一方面,按照線性時間的攝影發展脈絡,也可以讓讀者瞭解,人體攝影在西方的實踐,確實隨時間的推移,展現了開闊而進步的多元空間。不過,這樣的內容編輯方式,比較難從人體攝影之不同議題類別的角度,閱讀某種主題下的創作實踐,在過往與現今的演進情形。
  例如,此書最後一章(自1975年起)有相當的篇幅,介紹前述性別政治觀點的人體攝影作品;但是在第二章(1850-1918)裡,主要的一節也介紹了當時的女性攝影家與女性題材。而且,例如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性攝影家卡美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或哈瓦登夫人(Lady Clementina Hawarden)等作品中的女性,從當代英國女性主義攝影學者Lindsay Smith在《The Politics of Focus: women, childr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書的分析,是以不同方式對當時男性建構的攝影言說,進行著具有性別政治意涵的攝影實踐與挑戰。若以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主題將這些不同時代的攝影家的作品整理對照,或可在相關議題的發展上,有個更清楚的理解脈絡。
  但整體而論,《攝影與人體》對華文世界的讀者,是一份極有價值的閱讀與參考材料。如我先前所言,它不僅僅是關於攝影,更是關於從攝影中對人體的諸種言說,如何可以讓華人文化裡持續被忽視、壓抑、或遮蔽的身體與個人主體意識,受到更多的啟發與鼓舞,從而甦醒過來。在遠流出版公司推出這份具有進步性的《攝影與人體》中譯本時,我推薦這本好書給對人體攝影、視覺文化、與身體政治有興趣的讀者,並藉此感謝譯者李文吉先生精準流暢的翻譯工作。文吉是我長期敬重的資深攝影家,對以攝影介入政治和歷史不遺餘力;他的翻譯此書,因此有著格外適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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